晉江南天寺泉南佛國摩崖石刻
晉江市東石鎮岱峰山南天寺,原名石佛巖,又稱石佛寺,因南宋按懸崖雕刻的三尊大石佛,寺內外巖石上有四座古代懸崖石刻。1985年被列為福建省第二批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被列為第七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四段古代的懸崖石刻中,最引人注目、最著名的是王十朋書《泉南佛國》。它刻在寺廟西北側的山坡上,陰刻楷書,雙行豎排,字徑高1.85-2米,寬1.5米,書法帥氣有活力,雕刻工相當細致精致,堪稱泉州歷代摩崖石刻的優秀作品。然而,自古以來,摩崖石刻的雕刻時間就不同了,令人費解。
古代對懸崖石刻時間的記載要么不清楚,要么與歷史事實不一致。今天可以看到的古代志書,最早的記載應該是明代何喬遠的《閩書》,稱:
岱峰山,有石佛巖。相傳未巖時,石有夜光三道。宋嘉定中,僧守凈異之,鐫彌陀、觀音,勢至三尊,刻“泉南佛國”四大字于傍。
之后,清乾隆《泉州府志》也有同樣的記載,說:
守凈,……嘉定還在安平岱峰山品嘗了石佛,并在附近雕刻了泉南佛國四個字。
從這兩個記錄來看,這個懸崖石刻是在南宋嘉定(1208-1224年)刻的,但并沒有指出泉南佛國這個詞是誰寫的。清乾隆、道光兩部《晉江縣志》記載如下:
安海城東大石佛寺在安海城東十里左右。沒有巖石的時候,石夜有三道光,僧守凈異,刻彌陀佛、觀音、勢至三像,高六丈以上。旁邊有大石,刻有泉南佛國四個字,王梅溪的筆也是。
雖然這兩個縣志指出泉南佛國四字為王梅溪,即王十朋所書,但并沒有明確說明其刻刻時間。
明確說明懸崖石刻的雕刻者(立石人)和雕刻時間的,是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福建水師提督吳穎寫的《南天禪寺紀念碑》,記載如下:
岱山石佛巖去城50里,泉之晉江也是名勝。宋嘉定丙子,一個安靜的師傅過了這里,晚上看到了三道亮麗的懸崖。他知道自己是山中的靈魂,于是籌集了三尊彌陀、觀音和勢至建造殿宇,因為他以石佛為名。后郡守王梅溪愛其山川之美,勒泉南佛國二字,以紀勝游。
這個紀念碑明確解釋說,泉南佛國的懸崖石刻是當時泉州縣十個守王來石佛寺的雕刻。時間是南宋嘉定丙子(九年,1216年)一個庵凈師建石佛寺后,但與史實不符。
王十朋,字龜齡,梅溪,浙江溫州樂清人,南宋紹興27年(1157年)狀元。據清乾隆《泉州府志》記載,他在乾道四年(1168年)出知泉州,五年除敷文閣直學士。新編的《泉州市志》更詳細地記載,王十朋四年(1168年)冬十月來泉州上任,五年(1169年)冬季卸任,六年(1170年)春季離開泉州,七年(1171年)在家中下崗。從這個角度來看,吳英記載,王十朋在嘉定九年(1216年)后刻下這座懸崖石刻,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符。然而,王十朋已經離開泉州很久了,他已經將近半個世紀沒有死了。由于這個原因,《閩書》和《晉江縣志》的作者可能記載不清,含糊其辭。
為什么古代對這座懸崖石刻的記載要么不清楚,要么與史實不符?原因可能是作者沒有親自或仔細觀察,因為這塊懸崖石刻在泉南佛國四個字的左右兩側也有一行小字。不幸的是,它的左下角的字跡已經漫漫。不清楚,應該是誰立的;右邊除了下面清晰的刻著王十朋書,上面還刻著年錢,就是刻這塊懸崖石刻的時候。當時,如果他們看到這一年的錢,就不會有這樣的錯誤。
今年的模型是垂直排名楷書,字徑只有8厘米。由于字徑小,雕刻不深,長期覆蓋苔蘚,字跡有點模糊,但如果清理或擴展,仍然可以識別。然而,不知何故,它在今天的記錄中出現了各種版本。
1959年,華僑大學陳允敦教授在《泉州名匾記錄》中記載,今年的款式為時至正正26年,乙酉7月乙未,但他認為泉南佛國四個字是南宋乾道年間王十朋任泉守時的標題,而這個簽款時間是元末人添加的。
2002年,晉江市文史研究者粘良圖先生在《晉江碑刻選》中記載,今年的款式為七月乙未,但他在《注釋》中說:其題為干道乙酉是干道的第一年(1165年),與王來泉州的時間不符。
2012年,粘良圖和陳聰藝在《晉江碑刻集》中記載,今年的款式為時至口乙酉七月乙未,并在解釋中表示:從拓片到口乙酉,刻石的時間可能在元至元之間。
2013年,泉州文史研究者王明健、陳鵬鵬先生在《尋找王十朋在泉州的足跡》一文中記載,今年的款式為時至正26年7月B未
今年有這么多不同的記錄,哪個準確?筆者認為,《晉江碑刻集》中粘良圖和陳聰藝的記錄最為準確,因為他們是根據拓片記錄的,可惜年號是到x沒有判斷,錯誤地推測為至元。為什么說錯了?因為二十多年前,筆者去了南天寺,當時這行年款經過清理字跡后還能清楚地辨認出來,記得刻的年號是至正。由于這行年款用行楷書寫,正字行意濃厚,不易辨認。因此,陳云敦教授、王明健、陳鵬鵬先生將年號記錄為至正是準確的,但我不知道為什么。他們都在年號和干支年之間畫了一條蛇,加上了26年這個詞。因為這個年錢根本沒有刻這四個字,王陳濤先生也把干支年的乙酉記錄為自己的。查《中國歷史年代簡表》,“至正”只有“乙酉”年,而無“己酉”年,況且“乙酉”年是至正五年(1345年),而不是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這樣,這行年款就刻有時至正乙酉七月乙未,這是準確的。
上面提到,1995年,陳允敦教授在《泉州名匾錄》中寫道,這一行的年款與泉南佛國四個字不同時雕刻,而是元末人添加的。他是這樣描述的;
因為莊二三十年前主張否認鞏教授,所謂寺廟三石佛刻在嘉定年間。當時王十朋早逝,大膽得出這四個字是別人偽托的結論。今天,《晉江新志》和《西山雜志》所載,說明南天寺三尊佛像是在乾道年間塑造的。當十個朋友在春天守衛時,莊的否定自然被凍結。毫無疑問,這個詞屬于王十朋的書。至于旁邊簽字的時間,是元末人加的,不是王的筆跡,不能作力。
泉南佛國這個詞是王十朋寫的嗎?在這個年度模式的底部,有王十朋書這個詞。清乾隆和道光《晉江縣志》也記載是王梅溪筆;陳教授還將其與王十朋留在泉州的其他筆跡進行了比較,判斷其筆法和手法略有差異。因此,泉南佛國這個詞不會是別人的偽托,而應該是王十朋的真筆。
然而,王十朋在泉州的時候,岱峰山還是一片荒蕪,沒有大石佛和石佛寺,他怎么能妄自為之題寫泉南佛國四字呢?至于陳教授根據《晉江新志》和《西山雜志》所說的三尊大石佛,是南宋乾道時期塑造的。因為《晉江新志》是廈門大學莊為龔教授所在,1985年第三次印刷出版,沒有記載此事;《西山雜志》是清嘉慶年間晉江東石人蔡永寫的,從未讀過。新編的《晉江市志》和《泉州市志》引用了這句話,說:石佛寺,宋嘉佑元年刻石佛,乾道四年。嘉定丙子年寺擴建。這與清乾隆、道光《晉江縣志》的記載大不相同。據說《西山雜志》是一本手抄本,很多專家學者對它視而不見,認為里面有很多記錄不可信服。此外,粘良圖和陳聰藝在《晉江碑刻集》中記載,泉南佛國四字左下角仍刻有開庭緣比正圓化主僧普云立等模糊字樣。這些立石人很可能是石佛寺的僧人。所以說,“泉南佛國”四字既不可能是王十朋親自為石佛寺題寫,也不是他親自立石。
從這個角度來所書的泉南佛國這四個字從何而來?洛江區馬甲鎮的雙髻山(仙公山)下山口懸崖上刻著王十朋書和蔡希秋立的佛國懸崖石刻,通常被認為是王十朋親自寫的。石佛寺是從那里模仿的嗎?雙髻山只有佛國二字,陳允敦教授判斷它似乎是從南天寺模仿的,據說是民國時期模仿的。因此,石佛寺泉南佛國四字絕不是仿制雙髻山。因此,從以上情況來看,筆者認為應該是石佛寺僧人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七月十朋的筆跡。一個是為了表達對泉州士民先賢的敬仰和懷念,兩個可以增加寺廟的景點和文化內涵。
綜上所述,晉江南天寺(石佛寺)的泉南佛國懸崖石刻雖然是王的筆跡;但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它不是宋代的石刻,而是元代的石刻。然而,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