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足珍貴的佛教石刻拓片賞析
自古鴻儒偏好拓片收藏，宋代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一生收藏拓本上千余卷，并編寫了《集古錄》；詩人李清照一生酷嗜金石拓片，后輯成《金石錄》傳世；后有明代的關中奇士趙崡、書法家王鐸等都曾為拓片瘋狂。
北魏《曹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縱90厘米橫41厘米
現存于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是方筆露鋒之典型代表，因此最顯見用筆之妙。起筆都將鋒穎露在畫外，有的角棱若刀，有的細鋒引入，煞有情趣；即使畫也挺直有力，折筆顯見方棱；收筆處，有時斂毫便止，有時放鋒犀利，有時如《寶子》之上揚。
筆畫或大或小，大者縱矛橫戈，如虎奔龍吟，小者輕微一點，如蜻蜓掠水，皆能順勢合情．絕無率意輕發。整篇看來，嚴整肅穆，端莊雋潔。
北魏《帝后禮佛圖之孝文帝皇帝禮佛圖》縱232厘米橫180厘米
《帝后禮佛圖》原石現存河南鞏義石窟寺第一、第三和第四窟中。此篇孝文帝皇帝禮佛圖位于位于第一窟南壁窟門東側。在禮佛行列里，既刻畫了“儀態雍容”的鮮卑貴族形象,也有身材矮小的侍從，以及數量眾多的儀仗和富麗的衣冠，反映了北魏王室及貴族禮佛的情景。從禮佛圖上所刻的皇帝及其臣僚的服飾和儀仗中的華蓋、羽葆來看，拓跋貴族進入中原地區以后，在推行漢化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顯著的。這些浮雕禮佛圖構圖精致，刻法熟練。衣著服飾及面部原飾有彩色，雖歷經千余年之久，至今仍隱約可見，是北魏石窟造像中少有的。
北魏《偃師水泉石窟之甬道北壁龕像》縱165厘米橫160厘米
水泉石窟位于偃師市西南30公里冠店鄉水泉村村南萬安山斷崖上，是龍門石窟周邊的重要石窟。偃師水泉石窟的特點是造像集中，雕造工藝精美，有的可與龍門石窟相媲美，是研究古代雕刻、繪畫、建筑及佛教發展的珍貴資料。偃師水泉石窟內兩側洞壁雕有大小佛龕約四百余座，龕內的造像多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也有不少的交腳彌勒造像；龕楣及近側多刻飛天、化生、蓮花、幃幔、纓絡；佛座下有金剛力士及蹲獅、臥獸等。造像刻工簡樸硬直，體現了北魏石刻藝術的特點。
北齊《丁朗俊造像碑》縱100厘米橫47厘米
碑陰刻造像題名，碑額處刻都邑主丁朗俊、丁思善等。該碑雖然形體不大，但內容卻很豐富，在不到1平方米的范圍內錯落有致地雕刻出48個神態各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布局密而不紊，主題突出，充分顯示了雕刻匠師的嫻熟技巧。形象表現以圓刀為主，線條淺顯流暢。人物形象豐滿，服飾衣紋簡練，明顯有北齊造像特征。
北魏正光五年《劉根造像碑》縱39.5厘米橫144厘米
劉根造像碑是清光緒年間在洛陽城東韓旗屯村出土，現存河南博物院。造像部分采用了中國傳統的減地陰線刻記法刻出釋迦說佛圖，使之成為一幅完美的佛教教義的宣傳畫。這種線刻畫是富有經驗的藝術匠師們運用鋒利的刀筆，在光滑的石面上雕刻出來的，它既不同于白描，也有別于陽線版畫，是我國傳統美術作品中的一種獨特的藝術。劉根造像碑不僅是一件刻畫細膩的線刻造像，同時也是一件雕刻精美的書法藝術品。其工整茂密、俊逸爽朗的書法藝術，可能出于文人官宦之手。此幅《劉根造像碑》可說是“龍門二十品”之外的又一魏碑書法精品。
北齊天保十年《高海亮造像碑陰》縱108厘米橫57厘米
襄城縣城西汝河西岸孫莊出土，現存河南博物院。該碑為螭首扁體造像碑，碑座已失。碑首呈弧形，雕四龍盤繞，龍首向下，口銜碑側上沿。碑陰碑首平面淺浮雕“太子逾城出家”佛傳故事。圖中釋迦太子騎在馬上，頭戴花冠，帔帛后揚，周圍五身天人或托馬蹄，或牽馬韁，或作導引。碑身上部刻造像記，正書20行，滿行17字，有深厚的魏碑體意韻。
北魏《雙人飛天》縱80厘米橫200厘米
位于鞏義石窟第三窟中心柱南側。帷幔式龕，龕楣及兩邊龕柱刻帷幔，左邊龕柱垂幔紋剝蝕不清，龕楣對稱刻兩身乘云飛翔的供養天人，是鞏義石窟雕刻最完美的兩身飛天，這種乘云的飛天在熙平前后開始出現。飛天的飄逸姿態富有韻律感，一張一弛中表現出疾、徐、剛、柔的多變性和生動性，長長的飄帶起伏，形成一種流動感和抒情性。而這種線描、線刻技法所體現出的“氣韻生動”，那種徘徊于天地間的“天人合一”的寓意，都通過飛天的曼妙形體表現了出來。
北魏《釋迦牟尼佛》縱263厘米橫112厘米
原存博愛縣城南15公里張茹集鄉白馬溝村觀音寺內，現移至博愛縣博物館。造像為蓮瓣形背屏式三尊造像，石灰巖雕造。關于該像的雕造年代，造像本身以及文獻均無記載。該像無論是造像形式還是雕刻內容，都與現存美國華盛頓菲利爾博物館的北魏永熙三年（534年）“石造三尊像”基本相似。而二脅侍菩薩足下為長梗仰蓮座，這種菩薩座最早見于孝昌年間的孔惠超造像，但背屏雕刻卻較孔惠超造像簡略多了。背面及兩側面素面無飾。因此，可以推斷該造像的雕刻年代應在北魏永熙年間。
神秘的拓片自古代就為人追崇，因為傳拓之美在于它能為終將消失殆盡的石刻文化留下記憶的影子，它不僅是珍貴的文獻資料，而且每一幅都是獨立的藝術作品，具有墨分五色的立體畫面效果。使堅硬的石刻躍然紙上，還原了很多的歷史細節。目前國家對一級文物的拓片制作審批非常嚴格，只有少量批準捶拓，僅存的拓片彌足珍貴。
傳拓技藝自唐代開始興起，至宋代金石學的興起而進一步發展，風格多樣且蔚為大觀。這些拓本無論是紙墨材料的使用上，或是拓工技藝的運用上，都極為講究，在保持造像石刻原真性的同時，提高了石刻內容的可讀性。
千年之前，佛教及石刻造像藝術由絲綢之路經哈密傳入中原；千年之后，中原遺存的經典石窟和石刻造像藝術拓片沿著新絲綢之路來到哈密，實現了歷史與現代的交相輝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