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建筑發展演變各個時期特征
原始社會的北方以牛河梁為中心的紅山諸文化，再現了大批史前建筑群落。我國最古老的建筑倭肯哈達，及原始石屋鴿子洞，表明舊石器時的建筑意識還沒有形成。
原始建筑是人類社會歷史的真實反映。本文通過對西遼河、大凌河流域，紅山遺址內的主要建筑遺址和方國城邦建筑進行調研，試圖揭示遠古建筑的美學與環境設計意識的內在聯系。建筑是在原始的巢居和穴居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基本形式是利用固體材料來建造空間，以滿足于人的居住和需要。人在建筑的實踐中于天性，“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因此，原始社會末期就有了“作為藝術的建筑術的萌芽”。建筑一直沿著實用與審美相結合的軌道發展而來，成為社會物質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初形態
穴居
《易·系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舊石器時代原始人居住的巖洞在北京、遼寧、貴州、廣東、湖北、江西、江蘇、浙江等地都有發現，這種大自然所天然賜予的洞穴是當時用作住所的一種較普遍的方式。進入氏族社會以后，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房屋建筑也開始出現。但在環境適宜的地區，穴居依然是當地氏族部落主要的居住方式，只不過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且形式日漸多樣，更加適合人類的活動。例如在黃河流域有廣闊而豐厚的黃土層，土質均勻，含有石灰質，有壁立不易倒塌的特點，便于挖作洞穴。因此原始社會晚期，豎穴上覆蓋草頂的穴居成為這一區域氏族部落廣泛采用的一種居住方式。同時，在黃土溝壁上開挖橫穴而成的窯洞式住宅，也在山西、甘肅、寧夏等地廣泛出現，其平面多為圓形，和一般豎穴式穴居并無差別。山西還發現了“低坑式”窯洞遺址，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橫向挖出窯洞，這是至今在河南等地仍被使用的一種窯洞。隨著原始人營建經驗的不斷積累和技術提高，穴居從豎穴逐步發展到半穴居，最后又被地面建筑所代替。
巢居《韓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孟子·滕文公》曰：“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因此推測，巢居是地勢低洼氣候潮濕而多蟲蛇的地區采用過的一種原始居住方式。《禮記》載：“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繒巢"，可見“巢者與穴居”也非因地域而截然分開。
建筑格局
古文獻結合考古證明，最原始的古建筑分為巢、穴這兩種形式。如韓非《五蠹》、《易·系辭》和《墨子·辭過》等謂“古之民就陵阜而居，穴而處。”按象形古文解釋，宮和室都是在相同的屋頂下，有臺階或兩個分隔空間的為“宮”……這類文字的構成，在紅山諸文化中均能找到佐證。如“小河沿”遺址，就是圓形雙室房址，按現代說法是個越層的套間。“千斤營子”和“小河西”的早期建筑中，房屋朝向均坐北朝南，東南向設門，此遺俗延續至今。 典型的“興隆洼遺址”是新石器中期唯一揭露清楚的聚落，譽為中國建筑史上的奇跡。該遺址與附近14處史前聚落構成關系。158座排列有序的房址集中在環城壕內，城壕內有一“寨門”，與《魏書·勿吉傳》“筑城穴居，屋形似冢，開口于上，從梯出入”的記載吻合。據考證“這一原始公社成員300余人，每一座房址為最基層的一級社會組織，每一排房址又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第二級社會組織，圍壕內便是以親緣關系為基礎的第三級社會組織——氏族部落。”清理完畢的“興隆洼”房址已經超出了1000個。“富河”棚屋房址，系森林草原型原始建筑的典型；沈陽“新樂”再現了距今7200年前的原始聚落。
殷商以前（公元前27世紀頃），未有固定之城郭宮室。至堯之時（公元前23世紀頃？），則“堂崇三尺，茅茨不剪”，后世雖以此頌堯之儉德，實亦可解為當時技術之簡拙。至舜所居，則“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初期之都市已開始形成。且宮室已漸華侈。 至殷代末年（公元前12世紀頃），紂王廣作宮室，益廣囿苑。然周武王革命之后，已全部被毀。箕子自朝鮮“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而傷之。其后約三千年，乃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予以發掘，發現若干建筑遺址。其中有多數土筑殿基，上置大石卵柱礎，行列井然。柱礎之上，且有覆以銅櫍者。其中若干處之木柱之遺炭尚宛然存在，蓋兵亂中所焚毀也。除殿基外，尚有門屋，水溝等遺址在。其全部布置頗有條理。后代中國建筑之若干特征，如階基上立木柱之構架制，平面上以多數分座建筑組合為一院之布置，已可確考矣。
與殷末約略同時者，有周文王之祖父太王由原始穴居之情形下，遷至岐下，相量地畝，召命工官匠役，建作家室宗朝門庭，詠于《詩經》。
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在今長安之南。《詩經》亦有賦此區域之建筑者。
據《詩經》所詠，得知陜西一帶當時之建筑乃以版筑為主要方法，然而屋頂之如翼，木柱之采用，庭院之平正，已成定法。豐鎬建筑雖已無存，然其遺址尚可考。
文王于營國筑室之余，且與民共臺池鳥獸之樂，作靈囿，內有靈臺靈沼，為中國史傳中最古之公園。
成王之時，周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此為中國史籍中關于都市設計最古之實錄。
都市之制：天子都城“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蓋自三代以降，中國都市設計已采取方形城郭，正角交叉街道之方式。
考古發現
在考古工作中，一批原始社會公共建筑遺址被發現，如浙江余杭縣土筑祭壇，內蒙古大青山和遼寧喀左縣東山嘴石砌方圓祭壇，遼西建平縣境內的神廟等。這些發現，使人們對神州大地上先民的建筑水平有了新的了解，他們為了表示對神的敬之心，開始創造出一種超常的建筑形式，從而出現了沿軸展開的多重空間組合和建筑裝飾藝術，這是建筑史上的一次飛躍。從此建筑不僅具有了它的物質功能而且具有了精神意義，促進了建筑技術和藝術向更高層次發展。
考證價值
南方較潮濕地區，“巢居”已演進為初期的干闌式建筑。如長江下游河姆渡遺址中就發現了許多干闌建筑構件，甚至有較為精細的卯、啟口等。既然木構架建筑是中國古代建筑的主流，那么我們可以大膽將浙江余姚河姆渡的干闌木構譽為華夏建筑文化之源。干闌式民居這是一種下部架空的住宅。它具有通風、防潮、防盜、防獸等優點，對于氣候炎熱、潮濕多雨的地區非常適用。它距今約六、七千年，是中國已知的最早采用榫卯技術構筑木結構房屋的一個實例。已發掘部分是長約23米、進深約8米的木構架建筑遺址，推測是一座長條形的、體量相當大的干闌式建筑。木構件遺物有柱、梁、枋、板等，許多構件上都帶有榫卯，有的構件還有多處榫卯。可以說，河姆渡的干闌木構已初具木構架建筑的雛形，體現了木構建筑之初的技術水平，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與代表意義。
此外，龍山文化的住房遺址已有家庭私有的痕跡，出現了雙室相聯的套間式半穴居，平面成“呂“字型。套間式布置也反映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生活。在建筑技術方面，開始廣泛地在室內地面上涂抹光潔堅硬的白灰面層，使地面收到防潮、清潔和明亮的效果。在山西陶寺村龍山文化遺址中已出現了白灰墻面上刻畫的圖案，這是中國已知的最古老的居室裝飾。
中國建筑從原始社會開始萌芽，歷商周至秦漢，為萌芽與成長階段，可以秦漢為代本。
秦漢建筑在商周已初步形成的某些重要藝術特點基礎上發展而來，秦漢的統一促進了中原與吳楚建筑文化的交流，建筑規模更為宏大，組合更為多樣。
秦漢建筑類型以都城、宮殿、祭祀建筑（禮制建筑）和陵墓為主，到漢未，又出現了佛教建筑。都城規劃由西周的規矩對稱，經春秋戰國向自由格局揍變，又逐漸回歸于規整，到漢未以曹操鄴城為標志，已完成了這一過程。宮殿結貪官苑，規模巨大。祭祀建筑是漢代的重要建筑類型，其主體仍為春秋戰國以來盛行的高臺建筑，呈團塊狀，取十字軸線對稱組合，尺度巨大，形象突出，追求象征涵義。
秦漢建筑藝術總的風格可以“豪放樸拙”四個字來概括。屋頂很大，已出現了屋坡的折線“反字”，即以后“舉折”或“舉架”的初步做法，但曲度不大；屋角坯沒有翹起，呈現出剛健質樸的氣質。建筑裝飾題材多飛仙神異，忠臣烈士，古拙而豪壯。
中國建筑歷魏晉隋唐而宋，是發展與高峰階段，可以隋唐為代表。
魏晉時北方民族進入中原，形成民族大遷移大融合的復雜局面。中原士族南渡，江南地區開始進入了建筑藝術舞臺；人生多難，促使佛寺、佛塔和石窟大量出現，成為中國僅次于宮殿的重要建筑類型；文人常退跡山林，促使了自然美的更深發掘，中國園林美學獲得發揚的契機。
隋唐在長期動亂以后復歸統一，尤其盛唐時代，政治安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與西域交往頻繁，是中國封建社會盛期，建筑藝術也取得了空前成就，
隋唐在長期動亂以后復歸統一，尤其盛唐時代，政治安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與西域交往頻繁，是中國封建社會盛期，建筑藝術也取得了空前成就，
隋唐建筑類型以都城、宮殿、佛教建筑、陵墓和園林為主。都城規劃已完全規整化，氣勢恢宏，格律精嚴。宮殿組群極富組織性，空間尺度巨大，舒展而大度。佛寺格調歡樂而華麗，洋溢著對現實人生的積極肯定。陵墓依山營造，氣勢磅膊。園林已出現皇家園林與私家園林的風格區分，以后者的藝術意境更高。隋唐建筑單體內質外美，非常強調整體的和諧與真實，造型渾厚質樸，已較多采用凹曲屋面與屋角起翹，十分柔和大度，內部空間組合變化也很適度。
隋唐建筑藝術風格可以“雄渾壯麗”四字來概括，具有可貴的獨創精神，重視本色美，氣度恢宏從容，堪稱為中國建筑藝術的發展高峰。
元明清三代是中國建筑藝術充實與總結階段，明至清前期是第三個高潮。
五代兩宋至元，封建商品經濟高速發展，市民階層興起，審美趣昧更趨近于富有普通情趣的日常生活，藝術日益程式化，更著意在細部和裝飾的追求。
都城仍然規整方正，商店居宅臨向街道，面貌生動活潑；宮殿規模遠小于隋唐，而序列組合更為豐富細膩；祭祀建筑布局嚴整細致；佛教在唐以后己顯衰微，佛寺、佛塔已不復見盛唐的恢宏；私家園林和皇家園林的實踐更加豐富，與前代相比，同樣現出繁細的傾向。官式建筑完全定型，結構簡化而裝飾性加強。總的來說，明清建筑藝術可以“精細富縟”四字大致概括。
明清值得稱道的是民間建筑和少數民族建筑的顯著成就，大大充實了傳統建筑文化的內容，終形成了各地區、各民族多種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