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氏祠堂禮制古建筑景觀文化新探
作為宗族祭祀祖先的祠堂，是宗族議事、決策等宗族統(tǒng)治的中心場所，亦具備祠堂的功效，隸屬禮制古建筑范疇。位于江西省南昌縣岡上鎮(zhèn)蠶石村的吳氏祠堂，在選址、平面布局等方面有著其獨特的方式方法，明顯具有儒學、堪輿學文化的痕跡。從對吳氏祠堂古建筑的剖析中，可以挖掘出豐富的歷史與文化遺產(chǎn)價值。
從早先的庶務崇拜到后來的天祖崇拜，祭祀現(xiàn)象在中國經(jīng)歷了漫長的時期，伴隨而生的禮制建筑亦然。中國原古有一種“壇”（即無屋頂?shù)摹⒙短斓呐_，大凡以磚石為材），是最原始的祭天地的建筑。［1］另據(jù)《淮南子?主術訓》記載：“昔者神農(nóng)之治天下也…歲終獻功，以時嘗谷，祀于明堂。”［2］足見中國禮制建筑的存在歷史之悠長。自人類文明初始，已漸形成以求生存發(fā)展和抵御外來侵略為目的組成的宗族，隸屬以父系成年男性為主線，血緣關系為支線，同姓之人聚居，繁衍生息形成的單系傳承結構。
家廟，即是為祠堂祭祀祖先、處置宗族內(nèi)部事務、執(zhí)行族規(guī)家法以及舉行族內(nèi)重要活動而設立的一類禮制建筑。正如雍正帝在解釋《圣諭十六條》的《圣諭廣訓》中所記載的“立家廟以薦蒸嘗祠堂3］，家廟，主要功祠堂祭祀祖先，通過祭祖以達到敬宗收族的目的。然而，中國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允許民間建立祠廟，如江西貴溪畢氏記載：“竊惟先王之制,天子至于官師,昔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家廟為先,居祠堂后。至于嬴秦蕩滅典禮,天子之外無敢營立家廟者。逮漢祠堂世,公卿貴人皆建祠堂于墓所,庶人惟祭于寢。”［4］直到《家禮》之制的頒詔：“然古之廟制不見於經(jīng)，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5］但是亦限定：“庶人祭于寢”［6］。至嘉靖十五年，夏言呈奏《令臣民祭始祖立家廟疏》“乞祠堂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詔天下臣工立家廟”被允，祠堂，民間祠廟建筑漸興起。
1.吳氏家廟概況
吳氏祠堂，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縣岡上鎮(zhèn)蠶石村，始建于公元1127年。家廟整體坐西向東，取祠堂開門，三開三進，以東西軸線作對稱布局，其中軸線上主體建筑依次為前門殿、萃渙堂、崇本堂，現(xiàn)存萃渙堂為光緒年間重建，崇仁堂為民國五年重建。家廟總體面積近240祠堂方米，廟內(nèi)柱體多達133根。源于古代“家國同構”的思想，家廟整體呈“日”字型祠堂合院布局，間以天井，地勢前低后高。廟前設祭祖道場、戲臺，道場左右立八角亭，大門設于前門殿，門前分立四柱，以石磚裹面，旁設耳房及夾室，門楣高掛“吳氏家廟”匾額，飾以四柱祠堂對”，雕飾精美，中門兩側座有象鼻裝飾，意為“門當”，以顯身份地位。萃渙堂及崇本堂面闊五間，左右各設房室。萃渙堂懸掛高祖畫像，崇本堂內(nèi)供奉高祖，設香爐。前天井左右設廂房，后天井兩側設鐘鼓樓以效禮法。此地吳氏家族乃吳王夫差后裔由江蘇無錫遷居撫州等地后定居于此，吳氏前人在此墾地種桑、網(wǎng)魚行獵，育人經(jīng)商，教育后代“唯有讀書高”“男兒志在四方”，至南宋年間，蠶石村已是豪宅千棟并號稱“99條街”的繁榮景象。正是緣于吳氏族人的富庶，吳氏傳人安國公敕資修建，意為供后代奉祀祖先吳王夫差，以謹示蠶石吳氏乃吳王之后代。
2.吳氏家廟的選址
早在幾千年祠堂中國先民已開始注重居住環(huán)境的選擇，如仰韶遺址、半坡遺址等均有明顯的環(huán)境選擇的痕跡，尤其半坡遺址依山傍水，兩水交匯環(huán)抱，這種對居住環(huán)境的選擇，亦被稱之為“風水”。“風水觀念”也被歸為“堪輿學”，關于它的出現(xiàn)以及發(fā)展，多是隨著社會文明的發(fā)展而逐漸形成系統(tǒng)的，主要作用是調(diào)適人與自然的關系，要求建筑與地形、地貌和方位等自然環(huán)境因素相協(xié)調(diào)。吳氏家廟的地理位置，透露著其間堪祠堂以及宗教文化的滲透。吳氏先人將家廟置于蠶石村之東，地勢前低祠堂，左有湖水相抱，右有曲徑相繞。如圖1所示，家廟置于整體環(huán)境圖中，若以現(xiàn)祠堂向北約45°為軸線旋轉，家廟坐西北而面東南，1區(qū)為水祠堂2區(qū)地勢較家廟漸高，原為丘陵帶，形成家祠堂“背山”，3區(qū)以及4區(qū)地勢均較家廟更高。據(jù)《中國古建筑二十祠堂所載：“風水學中所說的理想環(huán)境應該是背靠祖山，左有青龍，右有白虎二山相輔，前景開闊，遠處有案山相對；有水流自山間流來，呈曲折繞前方而去；四周之山最好有多層次，即青龍白虎之外還有護山相擁，前方案山還有朝山相對；朝向最好座北朝南；如此即形成一個四周有山環(huán)抱，負陰抱陽，背山面水的良好地段。”［7］就此對應而言，家廟1區(qū)為面水，且水域?qū)Π都挫籼锰铮芍^前景開闊，2區(qū)為背山，如此亦符《老子》所載：“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8］，3區(qū)及４區(qū)為高勢，即青龍并白虎。由此可見，此基址一如俗語所言乃“玄武垂頭，朱雀翔舞，青龍蜿蜒，白虎馴俯”之風水寶地。家廟布局如圖2所示，１為北，祠堂南，３為東，４為西，家廟坐西朝東，左為水域，右為祠堂，前為水域，后有高地。正如《陽宅十書》中指出：“凡左有流水，謂之青龍；右有長道，謂之白虎；前有汗池，謂之朱雀；后有丘陵，謂之玄武，為最貴地。”［9］吳氏家廟基址乃堪輿學說中的“風水祠堂”。又如《家禮》“祠堂篇”所載：“凡屋之制，不問何向背。但以前為南后為北，左為東右為西。”［10］吳氏家廟亦為坐北朝南的吉位。王振祠堂《宮室之魂》中寫道：“家廟乃一姓一族之廟，其地理位祠堂應在住宅的東部，以符‘左祖右社’的古則。”［11］朱熹《家禮》“祠堂之制”亦有記載：“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12］吳氏家廟東向及北向為面積約40畝祠堂湖，西向原為山丘，南向為村中主道徜徉而過，且觀蠶石村主要建筑朝向皆是坐西朝東，故而吳氏家廟立于此地無論是基址或是朝祠堂是上選。
3.吳氏家廟的景觀文化含蘊
在中國古代祠堂著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祠廟建筑也從原始的宗教信仰的范疇慢慢轉變?yōu)榫哒巫饔玫脑O施；隨著禮治秩序被統(tǒng)治階級用作維護其王權統(tǒng)治的主要手段，建筑等級制度亦作為政治倫理秩序的物化形態(tài)而列居其中。統(tǒng)治階級通過編撰、頒詔各類典章制度、法制條款，對建筑形制、布局、規(guī)格以及材料等等作禮制規(guī)定，以達到“別貴賤尊卑”、“經(jīng)國家、定社稷、序人民”的目的。吳氏家廟的修建依吳王夫差之官品，“修廟一祠堂。此依據(jù)《禮記?王制》所記：周代“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13］“始祖廟一”。吳氏家廟為傳統(tǒng)雙四合院建筑，四周高墻圍合祠堂筑布局呈“日”字型結構，其形制乃仿《大明集禮》家廟圖“前堂后寢”之制，中軸線上依次祠堂體建筑門廳、享堂、寢殿。廂房、鐘鼓樓等次要建筑分立兩旁，用廊作為建筑元素將建筑串聯(lián)環(huán)繞起來，結合形成院落布局，這種布局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長幼有序、內(nèi)外有別、主從關系分明的封建宗法觀念和宗族制度的需要。另因蠶石村地處江西中部偏北，屬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因而結合江南普遍使用的天井式布局，利于防火、防曬、通風；院內(nèi)房屋皆向天井排水，堪輿學說中稱之為“四水歸堂”，蘊含“財不外流”之意。
吳氏家廟以東西向軸為基，呈左右對稱格局，主體祠堂沿軸線向縱深發(fā)展組成布局規(guī)整的空間序列，給人端莊大氣的感覺；采用軸線結構亦能突出軸線盡端的建筑，且軸線形布局較適合祭祀所需的嚴肅的氛圍。據(jù)考古資料可知，這種中軸對稱以及左右均衡的院落空間源自周朝的儒家禮制的“中庸”思想及“以中為貴”的影響。一如《中庸》記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14］家廟整體為三開三進，前門殿大門為三開制，祠堂側附耳房、夾室；萃渙堂、崇本堂均為五開間，按宗法禮制，開間一般以單數(shù)命名，尺寸或相等或遞減，且開間越多等級越高。
家廟三進共九級臺階，每進三級臺階。臺階按禮制祠堂為三級： 一般臺階（如意臺階）：由幾塊大小不一的石頭從大到小，由下至上疊砌而成。三面都可以供人上下。用于次要房舍及主要建筑的次要出口。次高級臺階（垂帶臺階）：用長短一致的石條砌成，并在其左右兩邊各垂直鋪設石條一塊。用于高級建筑。高級臺階：在垂帶臺階的兩邊加上石欄桿。用于較高級建筑。另如《家禮?祠堂篇》所言：“祠堂之制，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眾敘立。”亦寓示著“步步高升”。
家廟內(nèi)鐘鼓樓內(nèi)飾藻井，《唐會典》中限定：“王公已祠堂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已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九架，廳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五架。…仍通作烏頭大門。…非常參官，不得造軸心舍，及施懸魚對鳳瓦獸通栿，乳梁裝飾。其祖父舍宅，門蔭子孫。”［15］堪輿學說認為，門是建筑的納氣之口，而總門更是攸關整棟建筑風水的總氣口，恰如俗語所云：“千斤門樓四兩廳”。縱觀吳氏家廟的平面及其配飾不難看出其等級地位之高，從大到祠堂、布局，小到臺階、雕飾，我們都能從中探尋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禮制文化的意蘊。
4.結語
中國祠廟文化博大精深，是儒、釋、道及傳統(tǒng)文化的薈萃之地，體現(xiàn)著上至皇權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下至庶民尊祖祭祖等精神需求。吳氏家廟依據(jù)堪輿學說以及古代宗法禮制等，結合本地地形、氣候條祠堂及地域特征等，將中國古代的傳統(tǒng)文化元素融入建筑而保留至今，為我們追隨建筑的“腳印”挖掘研究彼時彼地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典范。
